1985年6月，32岁的习离开省正定县，来到东南沿海特区厦门。习32岁的生日就是履新厦门副市长的那天。习曾回忆：“我当时对给我接风的厦门市领导说：今天是双重意义啊，一个是到这里来参与特区建设，一个是我的生日。”当时的福建，正在先锋项南的带领下，冲破重重阻力，掀起浪潮。项南曾说，“要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不”。2006年12月，习在接受《厦门日报》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自己来厦门的目的，“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的实践、对的实践”。
从厦门到宁德，到福州，至全省，习在福建工作17年，“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习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建私房而住公房等棘手问题。他面临着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对这些“看得见的”意见很大。
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凤凰网，当时的宁德市区很小，有些干部的违规房建在靠近军分区的山坡上，一排一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显眼。
习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凤凰派员在宁德市档案馆了解到，1988年11月，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严肃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的突破口。据《闽东报》报道，1989年1到9月，习就查处441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科局级77人，四座房子，拆掉5座房子，罚款70.57万元。
清房只是习惩治的一个方面，据《习在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的讲话》，他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郑锡煊等大案要案。
19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宁德官员也有不少人意欲为之。1988年7月26日，习在柘荣县考察时官员当官不要以钱为念，要以理想为基础，“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谋取。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要把惩治与干部的积极性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即使是工作中有失误的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纠正偏差。这与个人以权谋私是两码事。”在1989年宁德廉政公告大会上，习指出，要严格区分与中的探索，不能混淆。
铁腕清房治吏在宁德政坛掀起不小动静，但习并没给人留下咄咄逼人的印象。一位曾多次陪同习下乡考察的宁德官员告诉凤凰网，习很容易相处，很随和，跟他一起下乡没有什么压力。在视察遭受的宁德下党乡时，因为道被冲毁，习与乡干部一同步行近13公里山。据一位村民回忆，有人要背习，习笑着说“你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1988年12月20日，时任宁德地委的习与地县有关领导一起，在霞浦县县委党校举行第一个下访接待日。
“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在当年12月20日的情况汇报会上，习基本描绘出下基层接访的结构框架。接待在整个宁德地区推广开来。
四个月后，习带领地直有关单位领导再次到霞浦、福鼎接待来访。1990年4月5日的《闽东报》记录下这样的镜头：4月1日下午，在福鼎县委党校二楼楼梯拐弯处，两位手捧“地、县两级领导接待日登记表”的来访者在交谈，“中午听老蔡说，习感冒挺重的”，“是吗？感冒了还来！我也听说习人很随和”。
在习看来，下基层是改善党领导作风的一种形式，而不单单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他多次强调，干部要多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要少开会开短会，让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会议中转移到抓落实上。
任福州市委后，习也把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带到福州。1990年5月14日，习上任刚刚半月，福州市鼓楼区就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曹天泉等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先前，这起持续半年多的纠纷曾被送到有关机关，并多次被报道。
针对福州马尾经济开发区提出的“马上就办”工作思，是习改变工作作风的又一次尝试。原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告诉凤凰网，习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步发展。习不满当时的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这几个大字现立在马尾区高速边的半山腰上。
1991年1月，福州市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认真贯彻“马上就办”，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用实际行动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习曾公开提醒官员不要忘记“人民”前面的“人民”二字。
杨益生说，虽然任福州市委时习还很年轻，有敢想敢干的一面，但他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属牛的今年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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